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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行政管理案例分析(九)---听证会怎么成了“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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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4 18:46: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郝耕老师 于 2011-5-14 18:47 编辑

听证会怎么成了“走过场”?


  71日是重庆实行路桥收费年票制的第一天。凌晨零时,重庆主城区7座跨江大桥的收费站同时停止了收费。
  与交管部门估计相反的是,接下来的一周,重庆城一天比一天堵。原来因回避高昂过桥费而蜗居的车都开出来了,原来不愿打的过桥的人因为不再为出租车交5元的过桥费而纷纷打的过桥,被过桥费压抑很久的重庆市民迸发出的出行激情,充分显示了路桥收费改革的巨大影响。就在那一周,重庆江北的房价每平方米平均上涨了80元。
  但是,这样的快感并没有掩盖重庆大多数车主的不满和即将购车者的失望,因为重庆市确定的主城八区路桥年票价格“太高”———以轿车为例,一年2000元,不买不能年审,而且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价格是在被大寄予厚望的年票价格听证会前7天就拍了板的。
  今年6月中旬,重庆媒体刊发了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提交给重庆市物价局关于机动车路桥年票制的两套方案。随后重庆几家媒体的热线遭到“轰炸”,所有致电者的意见几乎一致: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价格,而且是强制消费。一些人指出,比重庆消费水平高得多的广州,路桥年票制轿车收费不过980元,“重庆的年票太贵了”。
  重庆市市政管委会的说法是,以轿车为例,2200元或2000元的价格与在重庆一座桥买一年月票的总价格2160元相当。年票“管”主城区七桥一隧道和13条收费公路(实际上都较偏远),买年票很合算。
 
  一些市民不理解:如此“合算”的事,为何要用“不买年票不予年审”来“邀请”?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624日的年票制价格听证会上。
  重庆市物价局称,本次价格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共有39名,他们是从主城八区社会各界中选出来的,有广泛的代表性。
  624日,年票价格听证会如期在重庆市物价局举行。代表发言时,焦点还是集中在年票价格高低和是否“一刀切”即主城八区车辆必须全都买年票这两个问题上。
  重庆市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罗霞拿出了市消委会针对路桥年票制的调查结果:70%以上的人认为方案中年票价格过高,市民认可的年票价格以轿车为例应该在1000元-1300元。
  在4小时的听证会上,共21位代表发言,仅有路桥公司在内的3位代表赞成年票制的两套方案;其余的在表达了对改革的支持后均提出各种反对意见,其中一位代表的话意味深长:“24日开听证会,71日就要施行,我们知道政府部门不太可能因为听证会来改变既定政策,我们只希望‘走过场’走得好一些,让物价部门将市民心声带给政府就是了。”
  听证会结束后,市物价局表示,立刻将听证会内容和该局的观点上报市政府。
  听证会次日即625日晚8时,一份重要的官方文稿传到各新闻单位:重庆市路桥收费标准已获通过。文稿后附有年票具体标准和征收管理办法,其中的年票价格,正是此前提交听证的一号方案中的“建议价格”。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征收标准和管理办法,早在617日就已获审议通过。
  这意味着,该办法早于听证会前7天就已敲定。
  这时候,有人还想起重庆市物价局局长王胜利在听证会上说的一句话:“路桥收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可以不开听证会,但由于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决定开听证会。”
  重庆市消委的另一位副秘书长参加了去年以来的多个价格听证会,谈到此次年票价格听证会,他一脸无奈地说:“是不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不要听证,已在其次,关键是听证会的价值丧失了,既然政府已经决策了,再开听证会又有何意义?”针对2000元的轿车年票收费,他说,市消委的一辆车以往一年的路桥费只花了500元,消委的车走动得也算频繁的了。
  这位副秘书长说,去年以来他所参加的重庆若干次价格听证会,基本上都是多数代表反对申请人的涨价方案,如水价上调、公交车起步价上涨的听证会等,但最终出台的价格都以申请人大获全胜而告终。惟一的例外是公交车一年之内第3次涨价的听证会,听证代表在没能阻止前两次涨价后,终于在这次“赢”了一回。
  谈及重庆这次出台“年票制”的背景,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重庆路桥收费是一道极难破解的世纪难题。
  重庆主城区有7座大桥。其中3座由重庆路桥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管理,实行单向收费。鉴于3座大桥中的嘉陵江大桥建于1966年,由政府出资修建,它该不该继续收费一直争论不休。在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武汉长江大桥在其收费年限到期仍继续收费后,重庆市民强烈要求取消该桥收费。
  但是,在实行年票制之前,嘉陵江大桥一直没有取消收费。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该桥取消收费,对于重庆路桥公司的股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很多人甚至认为,这都是“上市惹的祸”。
  另外,对重庆主城区范围内13条收费公路取缔或改革的呼声也很强烈。在多业主状态下,实行分账式的年票制收费方式,渐成各方共识。在政府确定了年票制收费改革方案后,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年票价格。但是,面对过多的业主,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存在,经过旷日持久的逐个谈判之后,年票价格已很难不高了。

路桥公司上市的“怪象”与听证的失语

  
  张树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研室主任,状告广州番禺洛溪大桥“违规收费”的原告的代理人。面对重庆路桥收费年票听证会前后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张树义教授认为,在全国多个城市存在的路桥公司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怪象”,而“听证”这一看似“流行”的决策方式,已经在一些地方逐步陷入了只“听”不“证”的尴尬境地。

  张树义认为,解决一个城市的路桥建设资金问题,一般有3种方法:政府税收拨款、市场融资、贷款兴建。就重庆路桥公司来说,其下辖重庆“老三桥”均属政府税收拨款,既然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桥,为什么反过来还要纳税人“留下买路钱”呢?更加不合理的是,并非桥梁投资人的路桥公司上市了!市民利益无可奈何地被股民利益侵占了,这样的上市为政府继续收费找到了最佳理由,也为未来可能的取消收费制造了最大障碍,可谓一石两鸟,化简为繁。

  再说听证会,张树义认为,自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将听证程序引入之后,听证逐渐成了一个重要的决策程序。听证制度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它的目的是寻求代表公众利益的最佳方案,“听”只是一层意思,政府决策部门在听的同时,还应由此权衡利弊,求证一种方案的可行性,不能只将听证会当作一种形式。像重庆这次听证会,就是典型的只“听”不“证”,听了只当耳边风,政府决策的最终方案是无法在这次听证会上“求证”的。

“年票制”:依法行政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近年来,城市路桥收费实行“年票制”引发的争议多了起来。先是广州、上海,后是重庆、济南等地,听说北京市政府也曾有此打算,只是后来由于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致而告“暂停”。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依法行政和我们已经成为W TO正式成员的今天,笔者以为,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对待、审慎研究每一项即将出台的影响公众利益的行政决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基础设施短缺将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汽车消费开始进入家庭后,城市道路短缺引发的拥堵、污染和排队问题尤其严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宁愿相信部分城市政府实行“年票制”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暂行性政策。但即便如此,也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年票制”缺乏法律依据目前实行“年票制”或拟实行“年票制”的城市人民政府,均称其依据为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该条例第19条规定:“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往车辆(军用车辆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引发争议的涉及几个问题:其一,《条例》已经严格限定,只有“利用贷款或集资的城市大型桥梁、隧道等”才能收取通行费,没有“利用贷款或集资的”就不能收费。“年票制”则假定城市的所有车辆机会均等地通过这些桥梁、隧道,这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其二,利用贷款或集资建设的城市道路能否收取通行费,解释权在国务院;地方政府不能认定“桥梁、隧道等”就包括了城市道路。
                 
  其三,即便各地确有特殊情况,非实行“年票制”不可,也得有一个明确的期限。而由于城市道路短缺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所以,一旦实行“年票制”,取消这种制度可能就没有预期。
                 
  其四,只有城市市政工程主管部门才有权成为收费的主体,而现在收取“年票制”的单位,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年票制”违反了公平原则“受益者负担”原则,是实施城市桥梁、隧道收费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存在所有车辆机会均等通过桥梁、隧道的可能,所以,引起争议是正常的。城市政府如果严格执行《条例》的规定,在技术上采取不停车的电子收费站,把收费标准核定在小于拥挤排队成本的合理范围内,则道路使用者能明明白白消费,再加上明确收费站点的设立与撤消期限,这样就完全合法、合理。
                 
  而由于实行“年票制”,城市道路的建设又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本应该由政府投资的路桥,就可能通过收费而转嫁给道路使用者负担。这种政府卸责导致道路使用者负担的增加也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由于道路使用成本增加而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投资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经济的成长,这也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政府的职能及其他从经济学原理分析,城市路桥是最典型的公共设施(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当公共产品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具有私人产品特征时(如城市路桥过度紧张而产生拥挤成本时),采取市场的办法引入私人经营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但同时也会有其他的办法,如政府举债、提高城市建设税征收标准或直接提高车辆养路费等。
                 
  一段时间以来,利益部门(地方)化,部门(地方)利益法制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不论是部门还是地方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使我们的行政行为适应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不是依照自己的利益原则变通执行,是我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应当是地方政府制定各项行政决定的根本指针。

问题:1、行政听证会?基本功能?本案例中行政听证会的实际功能如何?
      2、结合案例,谈我国行政决策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可能的健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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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5 11:26: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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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听证会/聆讯(Hearing)是指初审法院的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前进行的各项中途聆听与讼各方的申请或陈述、审核相关证据的法定程序。通常只有在当事人一方要求法官裁决某些特定事项时,法官才会在公开审讯前举行听证会/聆讯,如当事人一方要求法官下达临时禁止令或要求授予临时性子女监护权或抚养费等。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具体来说,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作出回应,否则相关行为可能因此而无效。在美国行政法上,正式的听证通常会有抽签选定的对立双方,由行政机关指派一名行政法官主持,听证完全克隆法庭辩论,双方不仅发表意见,还会提出自己的证人和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行政法官必须像法院审判一样做出最后的裁决,裁决必须详尽地回应双方的观点,否则在司法审查中该裁决可能因程序问题而被判无效。在国外,立法程序中也经常使用听证会。立法中的听证会相对要随意一些,通过抽签产生的听证代表就某个法案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将成为议员们投票时的重要参考。由于议员的言论、表决免责权,立法程序中的听证会不像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那样有拘束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议员可以完全无视听证会上的意见,但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议员不能不为选票着想,听证会毕竟反映了选民的意见,很少有哪个议员敢无视这些意见的存在。在我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也进行了听证。但是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缺陷是显著的,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拘束力,导致听了也白听;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不够,听证代表很难充分恰当的表述意见,另外缺少民主机制,也使得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形不成事实上的约束。(2)1、查明事实真相。2、保证裁决中立、行政结果的正当3、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参与行政决定和行政决策,实现行政决定的民主。在本案例中,该听证会完全失去了作用。违反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在决策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1. 决策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作存在着信息不全和信息失真的问题
 
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程度对决策的正确程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这样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某些重大决策上的失误绝大多数都与信息的不全面、不准确有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的领导人对信息工作不重视,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过于自信,并仓促做出决策;二是获取信息的方法不科学,我国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习惯于采用典型调查法、召开座谈会和听汇报等方法获取信息,有些官员甚至为了所谓政绩发布虚假信息,这都导致信息片面和失真;三是我国政府专业性信息机构不足,而且还存在着职能错位的问题。我国政府的专业性信息机构主要有政府内设的统计机构、信息中心、政策研究机构等,但这些机构往往人员偏少,例如,我国国家信息中心只有300多人,而美国仅仅联邦调查局就有27 800人,其中总部9 800人。不仅如此,我国政府某些专业信息机构还承担着很多非信息工作的职能,如替领导写讲话稿,这种职能错位也削弱了政府信息机构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方面的力量。
 2. 决策方案的设计存在着“粗而不细”和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方案的设计,往往由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自行设计而不太注重专家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请专家参与,即使请专家参与也仅仅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事实上很多重大决策问题往往非常专业,而我们的政府领导者又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加之他们精力有限,因此,这些由政府机构自行设计的方案往往比较表面化,比较“粗”而不“细”,专业化程度较低而难以解决问题的实质。
 3. 决策方案的评估存在着“论而不证”的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中央反复强调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在决策的最后“拍板定案”前也往往做一些“论证”,其中也有很多论证是科学的、客观的,对于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有些论证也确实是仅仅走走形式而已,甚至有的论证只是长篇大“论”地为领导提出的决策方案唱赞歌,而对决策方案的“正确”与“错误”不加以客观、科学地求“证”,这种“论而不证”的“御用”论证往往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决策方案的选择存在着民主化程度低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重大决策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往往强调“集中”有余,而强调“民主”不够。很多重大决策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数,这种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决策虽然表面上采取了较为民主的形式,在决策前让有关方面参与讨论,但最后还是一两个人的意见起关键作用,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则被搁置一边,实质上还是个人说了算,所谓民主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二)完善行政决策程序的措施
 针对我国政府在行政决策程序上存在的问题,要完善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基本程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强化行政决策过程的信息工作
 信息是决策的灵魂,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强化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这个程序。西蒙认为,信息活动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程序,整个决策工作几乎一半的时间应该花在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上,因为在决策过程无论是发现问题、制订方案、评估选择和组织实施都离不开信息的作用。为了强化决策过程的信息工作,首先应加强政府信息机构建设,适当增加信息工作的投入,包括增加必要的信息工作人员和改善信息工作的物质装备;其次应改革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方法,实现信息工作的现代化,包括物质条件和方法手段的现代化,建立较为全面、真实的信息数据库,严防片面的、虚假的信息影响决策;再次就是要强化决策者的信息意识,在决策过程中把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置于重要地位,尽可能做到信息不全面(相对而言)不决策,信息不准确不决策。
 2. 强化行政决策过程的咨询工作
 
咨询工作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不论是哪一级政府的领导者,都不可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而政府作为现代社会的公共管理部门,其决策往往又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决策方案的制定与评估论证,往往离不开专家的作用。专家对决策方案的论证和评估与政府内部人员相比,不仅更专业,而且更客观,更少受利益关系的影响,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当代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咨询业非常发达,如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往往很少有咨询机构的参与,所以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决策方案“粗”而不“细”、专业化程度低、评估方案时“论而不证”等现象。实际上,开展政府重大决策咨询是专家参与政府重大决策,实现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专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前条件下,为完善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有必要把咨询工作纳入政府行政决策的程序之中。
 
3. 强化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
 
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既包括专家的参与,也包括群众的参与,特别是与决策问题有利益关系的群体代表的参与。咨询是专家参与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外,专家参与重大决策方案的设计、论证和评估更是专家参与决策的直接途径,专家参与既是决策民主化的内容之一,也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行政决策民主参与的另一内容是群众参与,以及相关利益群体代表的参与,这种参与也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程度,因为众人的智慧有可能超过个人的智慧。更主要的是,决策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实现决策中在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和公正。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是一些公共决策,因而它必然涉及公共利益以及相关利益的分配问题,让群众直接参与决策,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让与决策问题相关的利益群体代表直接参与决策,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中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因此,完善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有必要把民主参与作为政府行政决策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
 
4. 强化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

完善政府行政决策程序,加强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是关键。因为只有通过制度才能保证政府行政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按照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进行。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必须“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很明显,这里所讲的一些制度,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完善政府行政决策程序措施的制度化。例如,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是政府决策信息工作的制度化;专家咨询制度是政府决策咨询工作的制度化;社会听证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度是政府决策专家参与和群众参与、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的制度化;而决策的责任制度则是保证政府决策严格按决策程序进行并保证以上决策制度得以落实的一项重要制度。由此看来,为了完善行政决策的程序,必须加强行政决策的制度建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行政决策、特别是政府重大决策程序和制度进行立法。这样,通过决策程序和制度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通过决策立法来保证决策程序和制度得到遵守和落实,从而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统一。
发表于 2011-5-15 23:33:51 | 显示全部楼层
什么是听证会制度?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具体来说,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作出回应,否则相关行为可能因此而无效。在美国行政法上,正式的听证通常会有抽签选定的对立双方,由行政机关指派一名行政法官主持,听证完全克隆法庭辩论,双方不仅发表意见,还会提出自己的证人和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行政法官必须像法院审判一样做出最后的裁决,裁决必须详尽地回应双方的观点,否则在司法审查中该裁决可能因程序问题而被判无效。在国外,立法程序中也经常使用听证会。立法中的听证会相对要随意一些,通过抽签产生的听证代表就某个法案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将成为议员们投票时的重要参考。由于议员的言论、表决免责权,立法程序中的听证会不像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那样有拘束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议员可以完全无视听证会上的意见,但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议员不能不为选票着想,听证会毕竟反映了选民的意见,很少有哪个议员敢无视这些意见的存在。在我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也进行了听证。但是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缺陷是显著的,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拘束力,导致听了也白听;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不够,听证代表很难充分恰当的表述意见,另外缺少民主机制,也使得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形不成事实上的约束。    对当前听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听证程序最主要的是公开、科学、民主、规范,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有法律规范中提到的,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公正决策和有效决策这两项。人们只关注民主性和科学性,就会造成听证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执行起来发生偏差,使结果偏离本来预想的轨道。  法律中规定,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这一项粗略的规定,实践中很难操作。如果我们再具体规定相应代表的数量、标准和比例,在此基础上将自愿报名的产生方式扩大化,同时提高参加代表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常识,那我们的听证会水平则会得到空前的提高。
        中国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公共决策听证程序规则。目前的情况是,在对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进行听证的过程中随意性很强。比如会前通知方面,很有一些听证会只是在举行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与会代表,这样对代表收集资料和信息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使他们自己的意见都表达不完,别说进行争辩了。 国际上流行的听证制度,最注重的是听证中的笔录,往往要赋予该笔录以法律证据效力。目前,我们国家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并没有作为公共决策的依据,更不要说有什么样的法律证据效力了。信息公开不充分、监督制度不完善也直接影响到听证会质量。
        上述这些都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涉及经济基础的是听证会的成本。正是听证需要耗费很大的会议成本,比如会前的宣传、组织、参加代表的选择、会议过程的支出和会后成果的发布等等。一般省级召开一次听证会需要5万元左右,县级需要1万元左右,这一笔不菲的财政来源也极大地制约着听证会的开展和发展。
        “只要改变上述情况,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将不会再如此软弱无力,它将会发挥出超出人们想象的作用。”石佑启教授最后强调。
       
发表于 2011-5-15 23: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听证会改革的必要性:
  由于听证会组织者的独立性不足,并且缺少一个成本监审程序,导致中国听证会制度很容易沦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价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的工具。这些弊端亟待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尤以价格决策听证因时时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举行得最多,也最受关注。   首先,听证会组织者的独立性问题亟待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由独立、超脱、具有权威性的机构主持听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听证会不会流于形式,不会被相关利益集团操纵。比如,美国1975年举行的“肯尼迪听证会”,原本是就航空票价问题进行听证的,而结果却催生出了《1978年民航放松管制法》,通过降低准入门槛促进了航空票价的全面下调,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谓一劳永逸。   其次,在中国价格听证会制度上,缺少一个成本监审程序。从根源上来看,价格听证是公众与垄断集团利益博弈、维护自身权利的“公器”。但是,价格管理部门常常既是价格的制订者和维护者,又往往是听证会的组织者,这本身就决定了听证会制度加大了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   添加一个成本监审程序是有明确依据的。成本监审是保护民众利益不被相关强势利益集团侵害的有效利器,中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要求所有的听证会必须由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相关产品的成本进行全面审计,并确保这种审计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做到了这一点,听证会的弊端至少可以去掉一大半。
发表于 2011-5-16 10: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两位学妹说的好
发表于 2011-5-22 23:03:36 | 显示全部楼层
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重大事项或者重大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的活动。听证制度是促进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支柱性制度,是现代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性与民主性的集中表现。
   听证会应该选取与其有直接利益关系和一些没有关系的群体来听证,这样才能得到多方面意见,做出综合决定。并且主管部门要向上反映群众的意见,这样才能达到听证会的作用效果。案例在听证会之前已经做出了决策,并且领导之前并不准备开听证会,这显然不合乎规范也失去了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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